诉讼费、执行费是否属违约损害赔偿范围/蓝敏强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13:26:01 浏览: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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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不适当，债权人起诉债务人，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因此而承担了诉讼费、执行费。为挽回损失，债务人遂将第三人诉至法院——
诉讼费、执行费是否属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案情：1995年1月6日，原告王某以购房缺乏资金为由，向农行吉水县支行申请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至1995年12月10日。1995年6月1日，原告王某持现金10000元欲还给农业银行吉水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在农行营业厅，被告刘某恰遇原告王某，刘某得知王某向农行的借款尚未到期，请求王某将此款转借给他，并承诺由其向农行清偿借款本息。在得到刘某的承诺并由在场的农行工作人员见证下，王某将现金10000元借给了刘某。刘某于1996年12月3日及1998年2月24日以原告王某的名义两次向农行交纳了借款利息。之后，刘某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向银行归还该10000元贷款。农行多次向王某催收无果，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由王某向农行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判决生效后，王某未主动履行判决，法院强制执行了该案，王某为清偿此笔借款多付出了诉讼费、执行费用等1820元。王某以刘某违约造成其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1）判决由刘某付清尚欠王某的借款本息。（2）要求刘某赔偿王某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
争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支持无争议，但对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多支付的诉讼费、执行费用1820元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由于被告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原因是原告明知被告违约，而自己不及时向银行清偿借款，导致银行起诉，判决后又不主动履行，法院强制执行。该项请求是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因而不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在农行营业厅订立的口头合同，合同条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原告借给被告现金10000元，利率按原告向银行借款的利率计算。2、借款期限同原告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一致，即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3、被告代原告向银行归还借款。根据双方订立的口头协议，被告应在1995年12月10日前还清借款，并代原告交至银行。被告代为还款，实际上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如第三人履行债务不适当，原告仍应履行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有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所指的损害赔偿，又称为违约损害赔偿，指违约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法和依据合同的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同时《民法通则》还有减轻损失的规定，在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减轻损失的规则，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未尽到减轻损害的义务，已构成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的要求，一方在另一方违约后，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其本身也具有过错的，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的规定与《合同法》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应认定为1995年12月10日。被告未在此期限内向银行代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又未将借款还给原告，说明被告已违约。原告王某应积极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但原告并未尽此义务。在法院判决后，原告既不向法院提供享有第三人到期债权，又不履行判决，引起了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收取了执行费，损失进一步扩大。很显然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原告没有采取措施，消极对待而扩大的损失。原告对此本身有过错，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
三、本案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因被告违约而导致原告多支付给银行的逾期利息。被告刘某未按照与原告的约定，代其向银行还清借款。导致了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逾期履行，原告因此而支付了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即是被告违约使原告遭受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违约损害仅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或填补债权人因违约行为而所遭受的损害后果。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及执行费用。法院是财政拨款单位，所收费用进入国库，向原告收取的执行费等，并不是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因此，原、被告之间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仅限原告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产生的逾期还款利息。
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蓝 敏 强
国家林业局关于依法加强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依法加强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的通知
林资发〔２００５〕７６号
各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
近期，我局发现部分省上报我局审核审批的征占用林地项目把关不严，一些上报项目材料不全、填写不规范；对个别已经发生的违法占用林地项目隐瞒不报，不依法查处。为切实加强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依法处理违法占用林地行为，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依法做好征占用林地服务和监管工作。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理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要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告知项目建设单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征占用林地的规定，指导项目建设单位规范编写征占用林地申报材料；对受理的征占用林地申请，要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具体明确的审查意见，按规定程序报批；要对征占用林地的全过程进行监管，跟踪检查用地情况，杜绝少批多占，不批也占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坚决纠正对违法占用林地不依法处罚就补办手续的做法。对已经发生的违法占用林地建设项目，一经发现，应立即责令建设单位停工，依法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不能也无权做出“不做违规用地对待”的决定；确需征占用林地的，应当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后，依法补办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对因违法审批，越权审批等违法行政行为，造成森林资源严重破坏的，要依法追究审批机关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于违反党纪政纪的，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强化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管理。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２号令）和《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资发〔２００３〕１３９号）的要求受理项目建设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征占用林地申请材料不全的，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一律不得上报或审核同意。对已经发生违法占用林地的建设项目，符合确需征占用林地条件的，申请材料必须附有关林业主管部门依法查处的报告。凡上报我局审核审批的申请材料，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把关，认真核实，对隐瞒事实，知情不报的，要追究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切实发挥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国家林业局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依法对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提出建议，责令有关单位予以纠正，并及时向我局报告。对违法审批、越权审批或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等违法行为，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
国家林业局
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王福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民事证据/证据认定规则/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内容提要: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依赖于当事人，以辩论主义所包含的具体而明确的证据规则约束法官认定证据的行为。[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赋予法官在证据方法的框架下享有较大的证据认定之裁量权。两大诉讼模式中所称的证据规则，主要是指证据认定规则和证明责任规则。证据认定规则的模式选择同一国诉讼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受各国文化背景、司法渊源、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就证据认定模式这一局部的诉讼模式范畴而言，无不经历各国多年审判经验的积累和充实。
一、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之现状和改革目标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民事证据制度的配合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证据制度而展开的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没有系统地确定证据认定规则，但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和199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内容判断，证据认定规则不但是审判实践中认定事实所必需的，也是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中实际存在的。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之下，有无必要制定系统的认证规则？我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是需要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还是需要更多地接受规则的制约？自由心证模式和法定证据模式哪一种更适合我国的诉讼实践和长远发展？我国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如何改造才能够适应证据认定的实际需要？这都是我们在讨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时需要作出正面回答的问题。
与举证和质证相比，法官的认证程序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所遭遇的困难更多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与法官的认证相配套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制度的缺损造成了认证上的困难，如没有认证的程序规则和法官的素质保障、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在认证上的职权分工不明等；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民事经济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更为复杂，各种形形色色的证据互相交错，这也给法官的认证带来相当的难度；再次，由于法官必须在形式上对证据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作出可否采信的判断并说明理由，故无形中缩短了法官认知证据的时间，对法官的判断证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指出，认证程序是指庭审和评议过程中对证据效力的判断活动，当然，庭审过程主要是从否定的方面在证据形式上对某些证据材料进行排除（如对违法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从这一角度观察不应当否定当庭质证的提法，这并不会因法官当庭对证据表示“采信”或“不采信”而必然地导致证据之间的矛盾或不符合合议庭评议后所作的结论，因为在评议阶段才对证据进行实体认定。
由于在传统上我国曾继受原苏联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此种诉讼模式中法院职权过重，从法院的依职权调查收集到认定证据，都极有可能造成法官的恣意擅断。所以在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之程序空泛的背后是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而证据认定规则的虚无则使庭审程序更加形式化。加之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低下，非职业化倾向比较严重，故显然尚不具备自由心证的基本素质。当前，不少法官对于审判方式改革抱有抵触情绪，[2]对民事案件作行政化处理的习惯性作法并没有因为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依旧存在，故法官在认定证据时随意性仍然很大，没有自我约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的规则限制。在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方面，忽视民事诉讼活动的特有规律，其表现之一即以追求实体真实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甚至一些人认为证据认定规则是发现案件事实的障碍。
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权由自由裁量型向规范裁量型的转变，法官的职权被要求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中运行。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但在民事（经济）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然而在这些比较零散的证据认定规则中并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准则，所以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仍然显得不够明晰，如设定这些规则的本意，究竟旨在以此约束法官，还是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诉讼的公正？是以实体公正还是以程序公正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显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完善。依笔者拙见，在确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的价值目标问题上，应当一并考虑以下三点：
1．实现程序公正。确立完整科学的证据规则是规范、制约审判权的需要。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作为中立、超然的审判者，在审查判断证据上，对于互相矛盾的证据的不同效力问题、证据应否被排除等问题，要逐一地作出判断。判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接受证据认定规则的调整。自由心证制度规定对于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及其运用，法律预先不作要求，完全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知、经验作出判断。此一制度意在保障法官的思想自由，故是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必要保障。但在我国法官的法律素养和品格公正两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抛弃职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3]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要限制法官过分的自由裁判，以根治司法腐败，那么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采纳法定证据主义模式的意义显然要大于自由心证的意义。
2．体现诉讼效率。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但是案件真伪不明的状态又常常困扰着法官。此时证据规则的存在就会便于法官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又无法认定的情况下，直接根据证据规则确定举证之负担，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并避免随意裁量的擅断倾向。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要求发挥庭审的功能一直被置于突出强调的地位，强调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那么由于认证规则的科学调整，法官便会及时地对某一证据是否可采及证据的证明力如何等作出决断，当庭给当事人以令人信服的“说法”，这样就会使当事人获得心悦诚服的裁判结果，避免其在某一证据甚至整个案件上纠缠不休。
3．强调诉讼效益。当事人因为受到证据规则的约束，从而使其对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心悦诚服的可能性明显加大。故证据规则有制约当事人滥用诉权的作用，使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形式方面、程序方面尽量符合规范，并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正面的导向。
二、我国民事证据认定规则立法模式之选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直接规定证据方法，仅对证据的可采性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且多是从积极方面就证据力或证据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而较少从消极方面作此类规定。[4]我国的证据制度既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设置有较为严密而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中又有许多除外规定（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从证据方法角度较为详细而严格地作出程序性规定，从而作为其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从世界各国民事诉讼证据的立法体制来看，一般存在两个层次，首先在实体法中尽量对每一种特定法律关系的证明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在每一种实体法制度之后规定有关的证据法；[5]其次由民事程序法对证据的提出规则和认定规则加以规定。对于后者，各国也有不同的作法，其一是以英美等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体例，即把证据法作为独立存在的法律制度（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一并通行适用）。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即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规定证据法的原则，而后规定证据的适用。
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认定规则大多源自习惯法则和判例规范，其优势是细致、完整，其弊端则是在其证据法中存在很多例外规则，如传闻、品格证据、作证特权等，其体系庞杂、内容混乱。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在功能上更加强调法官对陪审团的制约。[6]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认定规则则缺乏应有的完整体系和精确内容，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往往仅从证据方法上予以设定，对于证据的范围和证据的证明力，立法上一般不予限制和约束而全然仰赖法官依自由心证作出判断。重视证据规则必然导致重视程序法规则，而大陆法系在传统上就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因此，证据法则必然不如英美法国家那样完善和成熟。[7]在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体例上，我国更趋同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即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立法体例的近似性，就得出我国也应当在证据的判断、认定上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或干脆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的结论。形式相同不一定导致结果的相同。我国是否具备法官自由心证的司法条件和社会环境，待下面讨论。笔者认为，从审判方式改革倡导的制约、弱化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还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证据认定规则为上选，或作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颁行。
三、我国民事证据认定模式内容之选择
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应确立何种模式的证据认定规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选择。从庭审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抗制”庭审模式的推广来看，是否就一定能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完全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8]证据认定模式固然与诉讼模式存在特定的联系，但从“对抗制”庭审方式出发未见得一定会得出自由心证主义合理化的结论来。如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对抗色彩较大陆法系要浓重得多，但是英美证据法中的自由心证主义成份却远少于大陆法系，法定证据规则却比大陆法系多得多。所以，对我国究竟应采纳哪一种证据认定模式，必须作具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两大法系在证据的认定上都是采纳自由心证，只不过不同国家采不同的具体作法，有些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心证主义，将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完全赋予法官自由判断；有的国家则融入了法定证据主义的因素，以证据方法作为约束法官的手段，因此，认定某种事实必须齐备某种证据，或者有一种证据就必须认定某一事实。当然，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使证据认定模式凸现出了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主义在同一个诉讼体制中“共存共荣”的现象，除了英美法系国家外，法国的证据制度就经常被国外学者作为这种结合的典型。[9]
确定具体的证据认定模式，是单纯的自由心证主义或法定证据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除历史传统及文化背景外，其决定因素非常复杂。
（一）诉讼模式因素。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民事诉讼以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为核心来展开，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仅是消极地加以跟随，评判双方在举证和辩论过程中是否违反有关规则，并据以作出裁判。[10]所以在证据认定模式上多采法定证据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官的主动性，更注重发挥法官的职能作用，所以多采自由心证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果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是依靠非人格化的诉讼程序来支持和保障的话，那么，法官的良好素质和人格魅力则是职权主义程序模式具有正当性和实现实体公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11]
（二）法官素质因素。如果整个社会对法官的信任程度很低，自然会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则来对他们进行制约，尽量将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法定证据主义最初是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或法官素质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出现的，其重点正是对审判权的制约。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采自由心证的重点在于对法官人格的信赖，这可以在证据认定模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印证。如德国之所以在19世纪后期放弃法定证据主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三）社会对审判的信任因素。在裁判的公正性难以被社会公众普遍相信的情况下，采纳证据法定主义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更多地给予法官以认定事实方面的规则制约，可以减少或杜绝审判的恣意，可以化解或消弭社会公众对审判的不满，恢复公众对审判的信任。如大陆法系各国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普遍对民事审判不信任，因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约束法官在审判时的裁量范围，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法定证据规则。直至19世纪下半期公正的审判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带动了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社会及公众对审判日趋信任，这样才逐步放弃完全的法定证据规则，转而采纳自由心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