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上诉状[涉及证据涂改和私贷公用]/张要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1:07:46 浏览: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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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诉状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zhangyaowei197@sohu.com）
上诉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住所地：xx县xx乡xx村。
法定代表人阿xx，主任。
被上诉人梁xx，男，195x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xx县城关镇西环路。
被上诉人李xx，男，195x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
2、改判二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xx县人民法院（200x）x经初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贷款催收协议书的涂改不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
上诉人提供的贷款催收协议书有涂改现象，是由于信贷人员填写错误更正造成的。但该涂改笔迹，很明显地能够看出是由原先的“8月25日”改成了“7月25日”、“2003年”改成了“2002年”，上述涂改痕迹不需要专业鉴定，一般人用肉眼即可看出。证据只有在涂改后无边辨别的，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未就签字提出异议，贷款催收协议书上被上诉人的签字真实性毋庸置疑！不管是“8月25日”还是“7月25日”、“2003年”还是“2002年”，均不影响被上诉人还款责任的承担。
本案中，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均有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只认定被上诉人的证据有效，是有失偏颇的！
二、被上诉人作为一审被告适格，不存在上诉人所诉主体错误问题
被上诉人梁xx认为该款由xx县淀粉厂使用就应当由该厂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案的借款合同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而不是上诉人与xx县淀粉厂签订的，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当事人只能追究合同相对人而不是合同外的第三人的法律责任。梁xx将款项交由xx县淀粉厂使用后，其与该厂形成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由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不因此而对xx县淀粉厂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梁xx将款项交由xx县淀粉厂使用，构成了挤占挪用，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应当按照挤占挪用利率承担违约责任！
三、上诉人的起诉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贷款催收协议书未涂改部分明确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00年8月25日”，因此上诉人应在2002年8月25日前提出诉讼！2002年8月25日为星期日，为国家的法定休假日，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届满日应为2002年8月26日，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届满日提出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违反证据规则，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和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依法裁判，保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x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
二○○x年四月十日
警察有权随时查验身份证吗？
杨涛
城市存在大量流动人口，诱发犯罪高发，加强社会管理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陈旭表达了这个观点。之前，他已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的议案》，建议取消警察查验身份证的前提条件。（《新京报》3月10日）
现行的《居民身份证法》对于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为什么陈旭代表仍然要提出这条修改建议呢？对于他提出的几个理由，笔者且一一分析。
一是认为身份证是社会管理的工具。陈旭代表说，我认为身份证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也是老百姓办事的一种身份证明。那么，身份证是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呢？身份证记载着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个人信息，这些都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范畴，是否出示当然属于公民的私权的范围，因而，既然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为了公共管理的需要，就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给予限制，而不能无限制地剥夺。
二是认为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陈旭代表说，城市人员大量流动，犯罪高发，警察查验身份证有利于社会管理；过分严格限制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权力，容易造成警察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弱化等等。其实，为强社会管理，现行的规定并非无所作为，首先，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什么是“违法犯罪嫌疑”都是由警察自己判断，通常警察能讲嫌疑的理由，就能行使权力，这并没有给警察带来什么障碍，反之，如果连一点理由都不需要讲，那极易给警察滥用权力；其次，法律还规定了“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人民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这就给警察能查验身份证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况且，我们还要说，加强社会管理、打击犯罪并不是法律的所有目标，法律在打击犯罪时，也还要保障人权，有时，为了保障人权，不得不对打击犯罪设置一些程序上的障碍，这是我们实行法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是认为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不会侵权。陈旭代表说，身份证不是公民基本权利，所以不会侵权。我们姑且不说在没有限制条件下查验身份证本身是否侵权，就是在查验身份证时也会伴生侵权。《京华时报》3月8日就报道，3月6日晚上，在北京站急着赶火车的张先生，因名字中的“?”(yi)字较生僻，警察在检查身份证时用了近30分钟才在电脑内找到“?”字。由于耗时过多，张先生最终没有赶上火车。请问，耽误张先生上火车的损失谁来赔偿？此外，如果忘记带身份证，在没有任何嫌疑情况下，能否滞留盘问呢？如果不能，那查验身份证有什么意义；如果可以公民的人身自由如何保障不受警察侵犯？记者调查装修工人杨群时，他就说：我们穿得很差，警察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民工，有些地方警察专查民工，穿得体面的问都不问。警察权力再大了，会不会因为忘记带身份证把我们抓走呢？
四是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当记者问道：“没有相应约束，会不会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呢？” 陈旭代表说：“我相信，警察查验身份证绝大部分都是执行公务。”然而，先哲早就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力易滥用，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法律从来都是以“人性恶”的角度来设计和防范的。所以，仅仅以“相信警察不会滥用权力”是不可靠的，对于警察查验身份的权力也是要有约束的。
我认为，陈旭代表提出应该赋予警察随时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的议案，是走入了一个为打击犯罪而应当无限扩张公权的误区。这个误区可能跟陈旭代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身份及其以前在政法部门工作有关，也可能跟其主要从社会管理者角度考虑而较少从被管理者角度考虑有关。因为，当记者问道：“那你提交议案的时候了解过老百姓的想法吗？”而他明确回答：“没有。”一个议案在提出以前不对议案涉及的相关利害人进行调查及考虑双方意见，是不严谨。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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