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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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口供在贿赂案件侦破中的价值

吴明磊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较难查证的犯罪。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贿赂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突破案件至关重要。通常的办案方式是：侦查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即展开初查，掌握一定线索后即直接向被举报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这种调查的后果是，如果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则立案；面对面的调查成为讯问，讯问所得口供成为下一步搜查、取证的线索和根据；如果不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除非有其他确实的证据，一般情况下不予立案。可见，司法实践中，口供是侦破贿赂案件的突破口。没有口供，不仅侦查工作将难以进行下去，甚至连立案都成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办案方式，有学者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实现反贪侦查模式转换的问题。该观点将侦查模式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认为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封建制度下靠口供定案的产物，是落后的、存在着严重弊端的一种模式。而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实行的先进的侦查模式。该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反贪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式的，既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规律和原则，也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思想，必须实现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换。[1]

笔者认为，我国现实的反贪侦查工作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获取口供的方法上以及对程序的执行上都有许多值得探讨与改进之处，如取供方式落后、直接或变相延长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时间等。但这些是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侦查模式上的问题。就我国现行法制条件而言，口供在侦破贿赂案件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并且，那种将侦查模式划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并据以否定现行反贪侦查模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实践情况的。

一、从侦查手段上讲，这种以获取口供为主要侦查手段的模式是我国现行法制下唯一的选择。贿赂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隐蔽性强，除当事者外，犯罪行为一般不为人所知，并且缺乏实物证据来予以证明。这一特点决定了查证这类犯罪实属不易。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反贪侦查工作来看，一般是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2] 这种侦查模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案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78年实施的“阿伯斯坎” (Abscam) 行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线人化妆成一位富有的阿拉伯酋长，诱使多名资深政客接受他的贿赂，他们的一切言行全部被联邦调查局摄入镜头，成为对他们起诉的直接罪证，最后对六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提出起诉并判定他们犯有受贿罪。[3] 在英美等国，之所以采取这种侦查措施，是因为他们普遍认识到，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被认为是“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部门坚持认为，“官员们关在办公室里密谋贪污的勾当，只有用秘密摄像才能进行观察”，“对官员的贪污必须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况，掌握证据”，并表示要继续进行下去。[4]

但在我国，主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的检察机关并没有法定的技术侦查手段，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是规定在1993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而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因此，检察机关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取得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同时，与许多国家相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相反却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既然有此规定，侦查机关以获取口供为主要的办案方法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将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定性为封建的、落后的侦查模式并无科学的根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是先取得口供再取得其他证据，还是先取得其他证据再取得口供，是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有的案件若在取得口供之前先取得其他证据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侦破案件只能靠获取口供。这一点，即使在特别强调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赋予其沉默权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刑事司法界著名学者之一的弗雷德.英博教授就认为，“犯罪侦查的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在案件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通过查找和检验物证来提供破案线索和定罪依据的程度。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英博教授还列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以口供来破案的数起案件，以此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5] 可见，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不能与封建的“口供中心主义”和“罪从供定”划等号的。在封建时代，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赋予其极大的证据效力，为取得口供，不惜允许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而在现代法制国家，虽然也重视口供的作用，但对取供的方法和程序、口供的证据力都有许多限制性规定，如英美等国的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我国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等等。而且，各国都特别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口供等证据，这才是封建法制与现代法制在对待口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是与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不相干的。

三、贿赂案件的立案模式和线索特点决定了口供在侦破案件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因此，刑事案件的立案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发现犯罪事实而立案，也即因事立案。这类案件虽然一般不知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清楚的，一般也都有显露的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如杀人、放火等案件大都属此类。另一类是因发现犯罪嫌疑人而立案，也即因人立案。这类案件虽然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不清楚的，如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指认、告发案件即属此类。贿赂案件因其绝大多数是由举报而发案，而举报的对象一般是明确的，举报的犯罪事实是不明确的、待查的，所以也属此类。因事立案型案件其侦查人员最先接触的是“事”，并围绕着对事的调查而掌握相关的物证、书证，其侦查目的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以，是取证在先取供在后。而因人立案型的案件，其侦查人员一开始就面对的是“人”，虽然并不一定非得从“人”入手，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但毫无疑义的是，讯问并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对于这类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也可以这么说，以人立案的模式决定了这类案件必须较早地接触犯罪嫌疑人，以获取口供。从贿赂案件的线索特点来看，贿赂犯罪本来就是行受贿双方当事人幕后进行的交易，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作为线索来源的举报，因受举报人知情程度的限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就更少。在难以取得其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先取得口供再围绕口供所提供的线索来侦查取证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四、从实际的办事效果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并不比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为差。相反，由供到证的效果往往优于由证到供。这是因为，在由证到供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常常会先入为主，为使口供能符合已经取得的其他证据，往往会采用一些违法的手段，甚至是逼供、诱供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没有犯罪经历的被审讯对象所作口供只能是靠审讯人员的提示而作出，审讯人员掌握什么情况，被审讯对象就供述什么。如某案中，侦查人员在A公司查账时发现账目中记明曾送给B单位的陈某2000元人民币。侦查人员在向A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员核实后，便传讯陈某。审讯中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引诱的手段，陈某被迫承认受贿2000元人民币。而实际情况是，帐目中的这一笔支出是会计为掩饰短款问题，与业务员合谋后所写，根本没有向陈某行贿一事。陈某交待事实与A公司会计、业务员一致，完全是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顺杆爬”的结果。与上述由证到供情况相反，在由供到证情况下，根据口供提取的其他证据则一般比较可靠。如某案中，李某供述曾收受A公司所送瑞士梅花表一只，松下录放机一台，侦查人员根据李某供述，到A公司和李某家中提取了相应的书证、物证。本案中，由于侦查人员在李某供述之前并不掌握李某与A公司的关系，也不清楚李某家中物品情况，所以无法进行诱供，口供的真实性就比较强。由以上两案可知，以口供来突破案件，其办案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参见樊崇义、陈永生：《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
[2]参见[英]斯蒂芬.莫尔著，李峰等译：《权力与腐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3]参见劲锷编著：《CIA与KGB—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金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4]同前，第167页。
[5]参见[美]弗雷德.英博著，何家弘等译：《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酒后寻衅追逐拦截出租车引发群殴致同伴死亡应如何定性

马世利


【简要案情】

　　2009年11月14日14时许，临邑县农民王某、毕某、郑某三人，酒后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前往县城途中，以杨某驾驶的出租车超越己方车辆为由，在公路上追逐杨某，并最终将其拦截并进行殴打，造成附近村民围观。王某、毕某、郑某与围观人员马某、石某、米某发生口角，进而相互厮打。马某、石某、米某手持木棍将王某、毕某打跑，郑某被打倒在地后，杨某、马某、石某、米某继续对郑某实施殴打，致其当晚医治无效死亡。王某、毕某、杨某均为轻微伤。

【意见分歧】

　　公安机关以马某、石某、米某、杨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王某、毕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对马某、石某、米某、杨某四人涉嫌故意伤害罪，没有争议。本案存在争议的问题是：王某、毕某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毕某追逐、拦截并随意殴打他人，引起更大的殴斗，导致一人死亡，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郑某死亡结果是马某等四人殴打所致，王某、毕某追逐、拦截和殴打杨某的行为与郑某死亡的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案件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客观行为方式具体为：（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本案中，王某、毕某的行为貌似符合前两种情形，但如果要构成寻衅滋事罪还需要达到情节恶劣。根据刑法理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是指随意殴打他人手段残忍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造成被殴打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是指经常性追逐、拦截、辱骂他人的，造成恶劣影响或者激起民愤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王某、毕某殴打杨某的行为手段并不残忍，也没有多次殴打杨某，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王某、毕某追逐、拦截杨某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或者激起民愤，本案的社会影响是马某等人故意伤害郑某致死造成的，因此不符合第二种情形。
　　笔者认为本案实际上是连续发生的、有一定联系的两个案件，第一个案件是王某、毕某、郑某寻衅滋事案，杨某是该案被害人；第二个案件是马某、石某、米某、杨某故意伤害案，王某、毕某、郑某是该案被害人。第一个案件引起了第二个案件的发生，第二个案件造成了郑某死亡和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第一个案件与郑某死亡和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之间有事实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不同于事实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发生了某种危害结果时，司法机关首先要确定谁的行为造成了该危害结果，然后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最后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第一个案件因第二个案件的介入而使得因果关系中断，王某、毕某的寻衅滋事行为与郑某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涉及的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问题。关于因果关系，刑法理论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包括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及条件说。不管采取何种学说，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一定注意以下几点：⑴因果关系只是研究某种行为是否是某种结果的原因，即分析研究的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而不是对行为与结果本身的研究；由于危害行为本身具有法定性，故不能以因果关系的认定取代对危害行为本身的认定。⑵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行为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不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又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不能离开客观条件认定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特定条件，不能左右对因果关系的认定。⑶一个危害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因此，在认定某种危害结果的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反之，一个危害行为可能造成数个危害结果。所以，在认定某种行为造成了某一危害后果时，也轻易否认该行为同时造成了其他危害结果。⑷在行为人的行为介入了第三者或者被害人的行为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要判断某种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时，应当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以及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导致乙身体重伤，乙前往医院途中，被丙驾驶的汽车撞死。由于介入了丙的异常行为，而且由丙的行为导致了乙的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就本案而言，王某、毕某、郑某所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因马某、石某、米某故意伤害行为的介入而最终造成了郑某死亡和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寻衅滋事行为是发生故意伤害行为的诱因，却与郑某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王某、毕某之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对其作治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