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被告人在第二审期间脱逃案件可否中止审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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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6月30日临夏回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87年8月29日甘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五章 自治州的教育文化事业
第六章 自治州的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管理
第七章 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
第二条 临夏回族自治州是聚居于临夏的回族实行自治的地方，属甘肃省管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自治州的辖区为：临夏市、临夏县、和政县、广河县、康乐县、永靖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自治州的首府设在临夏市。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总布局，从本州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加速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自治州建设成为民族团结、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文明昌盛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州内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必须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如有不适合本州实际情况的，可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州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八条 自治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各族公民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各族公民知法、懂法、守法，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选举单位按照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中，回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自治州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的特点，依法制定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回族成员所占的比例应略高于回族在全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其他民族的成员也应有适当比例。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有回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局长、委员会主任组成。
自治州的州长由回族公民担任。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尽量配备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每届任期同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三章 自治州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四条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并对甘肃省人民检察院负责。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监督。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领导。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回族公民。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依照自治州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州的经济建设事业。

第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十八条 自治州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加强基础，开发劳务，以商促工，以工兴农，逐步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
第十九条 自治州积极支持国家在本州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对国家利用自治州内资源兴办的企业，经国家批准给自治州返还一部分税利，具体办法由有关方面通过协商确定。返还给自治州的部分，不列入自治州的财政包干基数，不抵减上级补贴，作为自治州发展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
，由自治州自行安排使用。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建立各类商品原料基地，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设，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保持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不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支持、保护、发展农村各种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鼓励农民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使农业生产逐步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的林业要造管结合，不断扩大林木资源，并设立林业发展基金，为建立林牧业基地创造条件。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自然特点，积极调整树种结构，重点发展经济林、用材林，提高林木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加强林木保护，切实搞好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毁林经营副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林业建设中，对林木、林地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营方式，荒山、荒坡承包给集体和个人，林木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和转让。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商品畜牧业，实行以商促畜，以畜促草，以草兴牧，草畜同步发展的方针，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管理、疫病防治、畜种改良及饲料、畜产品加工等服务体系，努力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自治州根据不同地区条件，因地制宜择优发展畜牧业。
自治州充分利用境内水面资源，鼓励国家、集体、个人发展水产养殖业、航运业、旅游业。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农村小水电等能源建设，加强现有小水电管理，贯彻“以电养电”的方针，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多种办电形式，坚持谁办谁管谁受益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建材、建筑、电力、化工、皮毛加工、食品加工、饲料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民族特需品和工艺品等工业。
自治州境内州、县（市）所办的国营工业企业及集体、个人、联户办的工业企业均属地方民族工业，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各项优惠照顾。自治州要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基金。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扶持、鼓励城乡集体、个人自办或联合兴办各种企业，支持发展家庭工业，坚持谁办谁有、联办共有的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劳力优势，积极组织劳务输出，采取各种措施，筹措资金，加强技术力量，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允许外出人口保留户口，保留承包地。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欢迎州内外、省内外、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来州合资或者独资开办企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发挥传统商道的特点，大力发展同青藏高原和新疆等地以及东部各省、自治区、市的经济贸易往来。
自治州各县、市广泛开展横向联系，积极进行经济协作，可跨州跨省经营，也可以与乡镇企业协作联合，鼓励各行各业、农民家庭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人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于兴办开发性项目的企业，在场地、服务设施、税收政策、利润分成等方面给予优惠。这类企业经营管理自主，生活供应同当地企业一视同仁。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州的财力、物力和发展需要，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邮电事业，搞好城乡和边远山区的道路以及邮电通讯网的建设和维护。

第二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逐步把城市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有计划地把农村集镇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加强对城乡土地的管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均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承包地、自留地非经批准不得作宅基地、坟地或其他非农业用地。
第三十条 自治州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利用谁保护的原则，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的商业建立以国营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贸易体系，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支持农民发展第三产业，活跃城乡经济。
自治州的商业、供销、医药等企业，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享受国家的照顾。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应专项调拨供应，以满足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地生产或组织出口产品，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惠照顾。对计划内出口的部分，实行外汇分成，超计划出口产品的外汇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外，其余全部归自治州和创汇单位使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可直接出口部分产品换取外汇。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保护、开发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州内风景区及名胜古迹，发展旅游事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甘肃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规定，自主安排超收和上年结余。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在核定收支基数时给予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项目，由上级国家机关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确定。
自治州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基数由上级国家机关合理核定。如因国家经济政策变动、企事业隶属关系变更及遇有重大自然灾害等，使自治州预算收入和支出受到影响时，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可报请上级国家机关作适当调整或者给予补助。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各项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除某些特定项目外，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地合理安排使用。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收入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已由国家统一减税、免税项目者外，尚需在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经报请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减税或者免税。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和本州实际，自治机关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贫困户的扶持工作，因地制宜，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尽快解决温饱，逐步实现脱贫致富。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工作，积极帮助引导贫困户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贫困县在核定收支基数时给予照顾；对贫困地区新办的乡镇企业、农民联办企业、家庭工厂、专业户、个体户按现行税法减免税收；对贫困乡在资金、物资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五章 自治州的教育文化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结合本州实际，决定全州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有计划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本州教育事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在办好幼儿教育、逐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同时，重点办好一批民族中、小学。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举办民族高等学校和民族职业专科学校，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
自治州内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品德、智力、体质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鼓励扶持国家企业、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中学、小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在自治州内的汉族学生，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也应享受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的待遇。对普通中学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家住农村在城市上学的高中生由国家按城镇人口供应口粮。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财力，逐步为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中、小学。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州实际，在中学招生时，对少数民族学生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招生时，其名额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确定，择优录取。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积极办好师范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素质，加强教学研究活动，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重视成人教育，根据本州财力、人力，举办职工大学、电视大学、函授大学等。鼓励国家机关、农村、集镇和工商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开办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并鼓励自学成才。
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活动，普遍提高各族公民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要重视智力开发，多渠道筹措资金，教育经费的增长要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的比例，并使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民族中学和民族学校教工的编制可略高于一般学校。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制定本州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强各类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发挥科普协会等群众科技组织的作用，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政策，积极引进各类人才和科技成果。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和国内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第四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本地区的文学、艺术、图书、博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收集、整理、研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建立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四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实际，决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积极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事业。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改善城乡卫生条件，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治疗各种地方病和传染病。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鼓励和支持集体办医和私人行医。
第五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对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可适当放宽。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利益。
自治州内少数民族的结婚年龄男不得低于二十周岁，女不得低于十八周岁。

第六章 自治州的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管理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逐步达到民族干部的数量同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相适应。采取各种方式改善现有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人才
，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在招工招干时，应按州内各民族人口比例招收人员。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
在自治州内的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优先招收本州内的少数民族人员。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采取积极措施，优待、鼓励各类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州的各项建设事业。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逐步改善教师和各级各类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对在自治县或贫困边远乡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予优惠待遇。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有特殊贡献者予以重奖。
第五十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离休、退休的人员，根据本州的财力情况，在生活待遇上给予优惠照顾，具体办法报上级机关批准后执行。

第七章 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州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州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州各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时候，应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州内自治县除行使上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切实保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帮助自治县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帮助聚居在州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相应的民族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对散居在本州的其他少数民族，应按他们的特点和需要给予照顾。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经常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共同维护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认真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第五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自治州的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州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干扰经济建设、损害公民身心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自治州内不同宗教和同一宗教中的不同教派，要坚持各行其事，互不干涉，互相尊重，有利团结的原则。
对宗教活动场所应由宗教团体、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民主管理。
第六十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对有代表性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应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宗教界人士要团结信教群众，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为自治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有益贡献。
第六十一条 自治州内各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并向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守法教育，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以每年11月19日为建州纪念日，放假一天。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自治州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职工、学生，在开斋节放假三天，古尔邦节放假两天。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7年8月29日
构筑我国地下空间利用权法律制度若干问题浅探

陈渝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地下空间利用权法律制度产生的动因及其法律特质，在介绍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剖析我国建构地下空间利用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具体措施。
关键词：地下空间 所有权 利用权 法律构想

一、引言
所谓地下空间利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利用地表以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并排除他人干扰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活载体，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物质前提。因此，对土地进行利用并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既事关一国的经济发展，又映照其上层建筑的完善程度。随之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土地的利用逐渐从地表延及地表上空，而后延至地表以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空间权（包括地上空间权和地下空间权）作为一项崭新的权利类型在美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现已为大多数国家法律所承认。反观我国的土地立法，目前尚无关于地下空间权的统一法律规范，这与蓬勃发展的土地利用现状格格不入。因此，构建我国的地下空间权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二、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动因和法律特质
（一）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动因
1、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社会物质动因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土地立体化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是土地权利理念更新、“地下空间利用权”作为一项全新的财产权得以产生的动因。人类利用土地的程度和范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水平。19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对于土地的利用，一般以地表平面利用为主。工业革命的完成，使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使得土地由平面的所有与利用转向立体的所有与利用。各国工商业经济由此兴旺繁荣，进而促成世界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使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珍贵。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此间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土地的利用扩及于空中和地中，这就是土地的立体利用。地下铁道、地下街、地下停车场、上下水道及排水沟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地下空间不再附属于地表，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物。因之，对地下空间的利用用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便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2、地下空间利用权产生的理论动因
在传统的土地法理念和土地法制度下，土地所有权效力的范围是以地表为中心而有上下的直接支配力。换言之，土地所有人除对地表有支配力外，尚对土地之空中和地中有法律上的支配力。作为土地所有权客体的土地于物理上虽可区分为地表、空中及地中三部分，但在法律制度与社会观念上，仍是将三者视为一个整体。这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理念直接导致了权利滥用。土地私有的独占性、排他性与土地利用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激化，国家开始对土地所有者的空间使用权实施限制。[1]相对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及相关立法应运而生，为地下空间利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
（二）地下空间利用权的法律特质
1、 权利客体具有独立性和容纳性。
空间“因其系离开地表，在地上之空中或地下之中的空间里具有独立的支配力，因而与传统土地所有权之以地表为中心而有上下垂直的支配力不同。”[2]换言之，特定于地表之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可以从地表游离出来并为人们所开发利用，如建造地下商场、游乐园、地铁等，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且可通过登记的方式确认其范围，并为权利人独立支配，成为物权客体。
地下空间是一种三维立体空间，具有容纳性。特定的地下空间并不会因人们的使用、开发而减少或消耗。人们可根据自身需要在其间进行生产和生活，或构建建筑物，或铺设管道，或堆放物品，这些活动都不引至空间的减损。
2、 权利内容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一种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其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地下空间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能为人们所发现、占有和利用，无疑具有使用价值；当空间作为一种资源被人们所开发利用时，因其消耗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聚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故具有价值。又因之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通过一定量的比例与其他商品相交换，具有交换价值，地下空间权利人可借以将其有偿出让、出租或转让。
3、权利取得方式的特殊性。
地下空间是基于一定的地表而存在的物质载体，可从长、宽、高三维加以确定；同时，由于其具有体积的固定性，可视为不动产，故，其取得方式得遵照关于不动产取得的相关规定，即以登记作为权利确认、公示公信的唯一合法方式。
三、地下空间利用权在国外的立法状况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和保障地下空间的发展需要，在政策和立法上都有许多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这里仅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例。
（一）美国
就法律传统而言，美国法虽属英美法系，但其传统的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财产法制却继承了罗马法，从而认为土地所有权的范围"上达天宇"、"下及地心"，而且不承认土地上的建筑物为单一的独立不动产。然而，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飞机发明之后，美国法律界不得不承认，在保护土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在不妨害土地所有人的限度内，飞机等有在他人土地上空飞行的权利。[3]这样，所谓土地所有权"上达天宇"，"下及地心"的法律原则便被打破，土地所有权的有限性原则获得确立，这就为后来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土地的立体开发运动奠定了法律基础。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美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城市土地的立体开发与利用时期。这一时期，让与、出租某一被规定上下范围的地上、地下空间，以获取经济利益的现象不断发生。这种以空中之一特定"断层"为客体而成立的权利，被称为"空间权"（空中权）或者 "开发权"（Development Rights）
1927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关于铁道上空空间让与与租赁的法律》，是为美国法制史上有关空间权问题的第一部成文法。1958年，美国议会作出州际高速道路（Inter State High Way）的上空与下空空间可以作为停车场使用的决定，空间权概念由此被广泛传播开来。1970年，美国有关部门倡议各州使用"空间法"这一名称来制定自己的空间权法律制度。1973年，俄克拉荷马州率先完成立法，此即著名的"俄克拉荷马州空间法"（Oklahoma Air space Act）。该法集有关空间权领域的判例与研究成果之大成，详细规定了空间权制度,美国现代空间权制度，莫不深深地打上了该法的烙印。
（二）德国
德国有关空间权问题的最早立法见于1896年《德国民法典》第1012条："土地得以此种方式（地上权方式）其他权利，使因设定权利而享受利益的人，享有在土地、地上或地下设置工作物的可转让或可继承的权利"。可见，《德国民法典》上的空间权制度，实质仍不过为空间地上权制度，即以保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他人土地空间的权利。但是，由于德国民法典对于包括空间地上权在内的全部地上权的规定仅设有6个条文，因而每每发生不敷使用的状况。有鉴于此，1919年1月15日，德国单独制定共计39个条文的《关于地上权之命令》（Verordnung uber das Erbbaurecht）,史称"地上权令"。[4]依此"地上权令"，德国空间权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三）日本
1956年，日本私法学会第18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借地借家法的改正问题"这一主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日本在立法上确立空间权制度作理论上的准备。1966年，日本修正民法典，在第269条之2追加规定空间权（区分地上权）制度，此即日本现行空间权制度。第269条之2第1项："地下或空间，因定上下范围及有工作物，或以之作为地上权的标的。于此情形，为行使地上权，可以以设定行为对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②据此规定，可知日本民法典上的空间权，就是指以他人土地空中或者下空的某一特定断层空间为客体而成立的特殊地上权，即区分地上权。区分地上权的客体，为空中或地中的某一特定断层空间。为配合这一区分地上权的规定，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111条第2项还特别规定了设定区分地上权的登记程序。依该法第111条第2项，设定区分地上权时，除须登记设定目的、存续期间及地租金额外，还须登记空中或地中的上下范围，及有关土地使用的限制性约定等等；就登记的效力而言，此登记为区分地上权的生效要件，亦即非经登记不生区分地上权的效力。
虽则各国立法并未明确提出“地下空间权”或“空间地下（上）权”的称谓，然而，地下空间权制度的客观存在及相关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物权概念的革命，为地下空间开发的进行乃至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我国地下空间利用权的立法现状及简析
目前，我国关于地下空间利用方面的专门立法尚属空白，仅存在相关的单行法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如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上海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民防条例》、《上海市规划条例》、《上海市民防工程管理办法》等。建设部于1997年10月27日颁布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专章规定了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工程建设及工程管理，为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时下正在进行的地下空间立法主要有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起草、申报的《深圳市地下空间使用条例（送审稿）》和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上海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草案）》。
勿庸置疑，我国当前地下空间利用的立法正一步步趋于完善，一些较为突出的法律盲点正逐步得到祢补，这为我们合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界定地下空间产权关系、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同样勿庸置疑的是，这些立法仍明显滞后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实践，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开发地下空间的社会需求。因此，构建我国具有前瞻性、行之有效的地下空间利用法律体系乃当务之急。
五、构建我国地下空间利用权法律体系的具体设想
（一）法律前提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公有性质，即土地只能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与此相应，笔者认为，地下空间利用权立法也应遵从这样一个法律前提：地下空间所有权的国有性质。明确地下空间所有权的国有性质一方面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吻合，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可确保土地统一规划及其分层次合理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一块土地的使用者而言，其对土地的使用本身即包括了对地表上下一定空间的使用，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对空间的吸附”。国家对地下空间的分层次利用不能妨碍原土地使用人依法定用途而对地下一定程度空间进行的合理利用，如打地桩、建地下车库等。因此，立法上应明确土地使用人享有的依附于土地使用权的地下空间范围，即，将地下空间利用权的标的限定为土地使用人依法定或约定而为合理使用的地下空间之外的三维空间。
(二)关于地下空间权的登记
笔者以为，地下空间权本质上属于不动产用益物权，其权属确认、变更、消灭等皆须遵从房地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地下空间是一种特殊物质，难以从法律登记上确定其范围（包括深度、宽度和长度）。事实上，只要明确土地使用权吸附地下空间的范围，地下空间利用权的范围即可确定。而这种产权划定在目前的建筑技术支持下是完全可行的。我认为，可借鉴《深圳市城市地下空间使用条例（送审稿）》的做法，认定：地表土地使用权已出让或划拨的，并批准建设建筑物、附着物的，视为土地使用权人已取得该宗地表以下至建筑物、附着物的最深基础平面以上的地下空间权；除此以外的地下空间由政府依法出让。地下空间利用人要取得一定的地下空间，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出让金，并进行登记，领取《地下空间利用权证书》，其对地下空间的利用不得超出登记范围，也不得妨碍土地使用权人行使其权利。
（三）关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部门
在如何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部门的问题上，存在如下几种不同主张：
1、在成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基础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省”）规划局管理地下空间规划，省建委管地下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省民防办管民防工程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既尊重现状，即目前地下空间的规划，地下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是分别由上述部门进行，又在体制上有所突破，避免了地下空间权的登记与发证之争，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种方案的缺点是牵涉的范围比较广，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2、授权省民防办作为地下空间的主管部门，扩充省民防办的管理范围，使省民防办作为地下空间权的登记、发证机关、地下工程规划的主管部门，地下工程建设的主管部门和地下工程管理的主管部门。
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充分尊重我国地下空间开发起源于人民防空的需要。但是，省民防办对民防工程的专业管理与对所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管理毕竟不同，同时，某些省级政府（如上海）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如《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也明确规定，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坚持综合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原则，实际上是将地上空间的规划权赋予了省规划局，因而，授权省民防办对地下工程的规划管理也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