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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皖政办〔2012〕56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责任追究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年9月6日





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工作（以下简称治超工作），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单位及人员在治超工作中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治超工作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责任追究，是指以行政执法部门在治超工作中查获的超限超载车辆为线索，倒查超限超载行为涉及的车辆所有人、装载货物源头、车辆生产和改装企业等单位的过错责任，并追究其主管和监管部门、责任人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治超工作职责的责任。
第四条 责任倒查中涉及的企业或者个人，由其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究责任；涉及的行政机关、行业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由其主管单位或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治超工作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分级负责、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相关执法部门及工作人员对查获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作出行政处罚后，应当立即启动倒查程序，排查其所属单位或者自然人、途经站点、装载货物源头或者非法改装车辆场所等涉及单位的过错责任，提取相关证据，形成初步核实报告。属本市（含所辖县、市、区）车辆的，由本市监察机关会同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属跨市车辆的，抄告车籍所在地市级治超工作领导小组，由车籍所在市监察机关会同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同时将有关情况抄送省治超工作领导小组。
第七条 对本市的车辆，市监察机关要会同市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车辆及其证牌的合法性，以及装载货物源头单位及其监管单位、途经治超站点等违规责任进行调查、认定，并依据本办法做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
第八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车辆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货物运输经营者拼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由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货物运输车辆检测单位违反车辆检测标准出具检测报告的，由其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货物运输经营者所属车辆违规超限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追究责任。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5%或单次超限50%以上的，对货物运输经营者给予书面告诫；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8%或单次超限100%以上的，对货物运输经营者进行约谈；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其车辆营运证；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驾驶人，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输；道路运输企业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道路运输企业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
第九条 装载货物源头单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履行治超职责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给予书面告诫或由主管部门与监管部门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依据《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办法》予以处罚。
第十条 公路收费站发现非法超限车辆，未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或者擅自放行的；采取计重收费方式的公路收费站，未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车货总重超过55吨以上的非法超限车辆通过的，由公路管理机构给予书面告诫或由主管部门与监管部门进行约谈。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按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车辆改装维修企业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假冒伪劣配件及报废车辆；1年以内发生3次以上，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 车辆生产企业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不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或者不严格进行机动车成品质量检验，致使质量不合格的机动车出厂销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车辆生产企业擅自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机动车成品及配件，并处非法产品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有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的，予以查封。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为治超站点指派执法人员且经督促教育仍不纠正的，所指派执法人员不作为的；
（二）未按规定及时制止和查处超限超载车辆，管理不当致使已查获的超限超载车辆逃逸的；
（三）有越权执法、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实施检查行为或者包庇、与当事人串通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四）未对装载货物源头单位的装载行为、车辆维修企业的改装行为进行有效监管，致使超限超载车辆、非法改装货运车辆驶入公路的；
（五）对发现的装载货物源头单位超限超载行为应当移送主管或者监管部门查处而未移送的。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有第十三条一、二、三、五项情形的；
（二）对国家公告管理中未列入或已撤销的货运车辆发放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的；
（三）未对上道路行驶的拼装机动车或者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予以收缴的，未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等情形责令恢复原状的；
（四）对拒检、闯卡、阻挠治超工作、殴打治超工作人员和暴力抗法等行为接报警后无故未出警或者出警不及时的；
（五）未积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开展路面、源头治理超限超载的；
（六）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未按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检验货运车辆而不依法查处的。
第十五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执行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进行有效监管的；
（二）未对车辆生产企业违法生产和改装车辆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
第十六条 安全监管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依法对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综合监管的；
（二）未依照同级政府的授权，组织对因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人员伤亡责任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和未依法严格追究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的。
第十七条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未对公告内车辆生产企业进行有效监管，致使非法改装货运车辆出厂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对未依法取得车辆改装、汽车维修等前置许可而办理登记注册的；
（二）未积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装载货物源头单位、车辆改装单位、汽车维修单位的。
第十九条 国土资源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对接到举报或在巡查中发现装载货物源头单位非法占地、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及时依法查处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二十条 农机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对不符合有关技术条件的拖拉机予以登记、核发牌证，将低速载货汽车等机动车登记为拖拉机或者变形拖拉机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建立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和行政执法联动工作制度的；
（二）治超工作经费未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或将治超经费违规挪作他用的；
（三）对查获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不按本办法进行责任追究的；
（四）对下级部门、单位报告的治超事项未采取有效措施，或者对主办、协办的治超事项消极应付的；
（五）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车辆非法超限超载行为严重，或者发生重大案情、影响恶劣的；
（六）应当予以责任追究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含国有企业，下同）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对查获的超限超载及相关案件未及时履行职责致使车辆逃逸或导致相关证据缺失的；
（二）为超限超载行为提供非法保护的；
（三）徇私舞弊，谋取个人利益的；
（四）应当予以责任追究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对责任人员应当依法给予组织处理或者行政处分。组织处理为：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执法资格等。行政处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组织处理与行政处分可以视情合并适用。
第二十四条 各级监察机关依照本办法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并对未履行监管职责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省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对各市、省直管县的超限超载率和抄告案件办结情况进行通报，纳入治超工作年度考核范围，并作为安排交通建设项目的考虑因素。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唐 勇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 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 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 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 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 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 Thomas
[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