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银川市旅游接待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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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银川市旅游接待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银川市旅游接待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银政办发〔2009〕16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现将银川市旅游局制定的《银川市旅游接待奖励办法（试行）》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参照执行。
二OO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银川市旅游接待奖励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快银川市“旅游目的地城市”和“运动休闲城市”建设步伐，鼓励各旅游企业不断开拓市场，积极引进、接待国内外游客来银观光旅游，为银川旅游服务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特制定如下奖励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奖励的对象为在银川市注册的各旅行社。
第二条 奖励经费每年80万元。经费从服务业专项资金中解决。
第三条 凡接待外省区游客人数达到3000人次/年以上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奖励标准按奖金总额除以游客总人数（指全市年接待外省区游客3000人次以上的旅行社的地接总人数）确定。
其中，每年4—10月地接游客1人次按1人次计算，每年11月—次年3月地接游客1人次按1.5人次计算。
第四条 申报程序及考核认定
市旅游局以各旅行社报送的月接待统计报表作为地接人数统计的依据之一。同时，根据各旅游景区上报人数最终确定。市上的奖励应与各旅游景区对旅行社的奖励捆绑起来一并兑现。各旅行社和旅游景区必须按统计报表报送要求及时准确报送，如不按月报送，视为当月自动放弃；以后月份调整数不计入奖励依据数据。
第五条 市旅游局与各旅游景区签订统计工作责任书，并将不定期地对景区和旅行社进行抽查，确保统计工作真实、准确，同时对有关责任人和统计人员进行相应的奖惩。
第六条 旅行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奖励，并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一）低于成本价格接待旅游团队的；
（二）旅行社虚报接待人数的；
（三）旅行社之间恶意串通拼凑接待人数的；
（四）旅行社与景区之间串通虚报接待人数的；
（五）旅行社受到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
（六）年度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的。
第七条 奖励兑现
本奖励每半年兑现一次。上半年1—6月旅行社地接量达到3000人以上的，市旅游局于当年7月底前进行统计审核，并报市财政局复核后予以兑现；下半年7—12月旅行社地接量达到3000人以上的，市旅游局于次年1月底前进行统计审核，并报市财政局复核后予以兑现。其中，上半年旅行社地接量未达到3000人、下半年达到奖励标准人数的于次年1月审核兑现奖励；上半年旅行社地接量达到3000人并已进行奖励的，以该社下半年实际接待量进行奖励。
第八条 本奖励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暂定为两年（2009年、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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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11月17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9月2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第七条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7年12月1日广东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有关条文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图书、报纸、期刊（以下简称书报刊）市场管理，促进书报刊发行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书报刊发行和出租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体工商户，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三条 鼓励各种经济形式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事书报刊发行，逐步建立和健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并存的书报刊市场体系。
第四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是书报刊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未设立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此项工作。
文化、工商、公安、邮政、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协同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书报刊市场的管理工作。
实行书报刊市场稽查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条 申办书报刊发行和出租经营，须先向所在县（区）级以上书报刊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经营许可证，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禁止无证、照经营。
书报刊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借、出租、转让和买卖。
邮局报刊发行单位发行报刊，依照邮政法办理。
第六条 出版社、省级新华书店和广州市、深圳市新华书店，以及具备条件的国有发行单位，可以申办图书总发行业务，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已领取报纸、期刊登记证，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正式报纸、期刊可委托邮局发行，或由报刊社自办总发行。内部发行的报刊只能在国内指定范围发行。
第七条 县以上新华书店、外文书店以及国有、集体发行单位，可以申办书报刊二级批发业务，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深圳市设立国有书店以外的二级批发单位，由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申办书报刊零售及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由所在地县（区）级书报刊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总发行单位、二级批发单位和零售单位的申办条件及经营范围按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申办经营图书进出口业务的单位，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再报省或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境外出版的书报刊入境印制，必须经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品全部运返合同指定的境外地点，不得在境内销售。确需内销的，按进口出版物的规定办理。
进口外国和港澳台报刊，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凡须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口报刊，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进口外国、港澳台版的社会科学类图书和自然科学类图书，分别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开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书报刊发行企业，由中方项目主管单位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再到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一条 举办全省性或跨省的书刊展销，须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举办全国性的书刊展销，须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举办港澳台版书刊展销活动，须由出版物进口单位负责承办，并在举办展销前三个月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书报刊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停业、歇业或变更经营项目、法定代表或负责人、经营场所，合并或分立经营机构，必须向原审批部门办理注销或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书报刊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业务，不得向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体购进书报刊。书报刊批发单位，不得向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书报刊。
第十五条 进入市场的书报刊，必须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和经批准进口的境外出版物。
第十六条 禁止出版、发行、传播、出租刊载如下内容的出版物：
（一）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
（二）煽动分裂国家，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煽动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
（四）宣扬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和愚昧迷信的；
（五）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六）泄露国家机密的；
（七）国家规定禁止传播的其他内容。
禁止发行各种形式的非法出版物、走私进口的境外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编印供内部使用的出版物。
第十七条 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大中专院校教材、中小学课本、内部发行出版物、进口出版物由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发行单位发行；规定统一使用的中小学教学辅导用书由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发行单位发行。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或有关执法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无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违法经营的，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转借、出租、转让和买卖经营许可证的，没收持证单位的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二）批发、零售、传播、出租非法出版物和刊载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由指定单位经营的书报刊和内部发行的书报刊违反规定发行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四）违反进口书报刊管理规定和境外书报刊入境印制管理规定，批发、零售、传播、出租境外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五）违反书刊展销管理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六）书报刊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向无经营许可证单位和个人购进或批发书报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同时又侵犯著作权的，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著作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一并查处。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构成违反有关治安管理法规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和海关管理的法律、法规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海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负责本条例监督管理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书报刊经营活动，违者和在实施本条例中有违纪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省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有关条文的决定》已由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1997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1、将第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无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违法经营的，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转借、出租、转让和买卖经营许可证的，没收持证单位的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2、将第十八条第（二）项修改为“批发、零售、传播、出租非法出版物和刊载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将第十八条第（六）项并入第（四）项成为一项，合并后的第（四）项修改为“违反进口书报刊管理规定和境外书报刊入境印制管理规定，批发、零售、传播、出租境外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经营许可证。”
4、将第十八条第（七）项调整修改为“书报刊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向无经营许可证单位和个人购进或批发书报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修改后的第（七）项成为第（六）项。
5、将第十八条第二款“同时违反多项规定的可合并处罚。违反一项规定涉及多项处罚的按其性质最严重的予以处罚”删去。
6、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进行修正，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声》杂志上重新公布。
1994年11月17日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
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11月17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9月25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第七条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7年12月1日广东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有关条文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图书、报纸、期刊（以下简称书报刊）市场管理，促进书报刊发行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书报刊发行和出租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体工商户，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三条 鼓励各种经济形式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事书报刊发行，逐步建立和健全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并存的书报刊市场体系。
第四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是书报刊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未设立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此项工作。
文化、工商、公安、邮政、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协同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书报刊市场的管理工作。
实行书报刊市场稽查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条 申办书报刊发行和出租经营，须先向所在县（区）级以上书报刊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经营许可证，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禁止无证、照经营。
书报刊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借、出租、转让和买卖。
邮局报刊发行单位发行报刊，依照邮政法办理。
第六条 出版社、省级新华书店和广州市、深圳市新华书店，以及具备条件的国有发行单位，可以申办图书总发行业务，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已领取报纸、期刊登记证，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正式报纸、期刊可委托邮局发行，或由报刊社自办总发行。内部发行的报刊只能在国内指定范围发行。
第七条 县以上新华书店、外文书店以及国有、集体发行单位，可以申办书报刊二级批发业务，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深圳市设立国有书店以外的二级批发单位，由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申办书报刊零售及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由所在地县（区）级书报刊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总发行单位、二级批发单位和零售单位的申办条件及经营范围按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申办经营图书进出口业务的单位，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再报省或国家对外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境外出版的书报刊入境印制，必须经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品全部运返合同指定的境外地点，不得在境内销售。确需内销的，按进口出版物的规定办理。
进口外国和港澳台报刊，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凡须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口报刊，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进口外国、港澳台版的社会科学类图书和自然科学类图书，分别由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开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书报刊发行企业，由中方项目主管单位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再到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一条 举办全省性或跨省的书刊展销，须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举办全国性的书刊展销，须报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举办港澳台版书刊展销活动，须由出版物进口单位负责承办，并在举办展销前三个月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书报刊发行、出租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停业、歇业或变更经营项目、法定代表或负责人、经营场所，合并或分立经营机构，必须向原审批部门办理注销或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书报刊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业务，不得向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体购进书报刊。书报刊批发单位，不得向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书报刊。
第十五条 进入市场的书报刊，必须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和经批准进口的境外出版物。
第十六条 禁止出版、发行、传播、出租刊载如下内容的出版物：
（一）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
（二）煽动分裂国家，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煽动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
（四）宣扬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和愚昧迷信的；
（五）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六）泄露国家机密的；
（七）国家规定禁止传播的其他内容。
禁止发行各种形式的非法出版物、走私进口的境外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编印供内部使用的出版物。
第十七条 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大中专院校教材、中小学课本、内部发行出版物、进口出版物由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发行单位发行；规定统一使用的中小学教学辅导用书由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发行单位发行。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或有关执法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无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违法经营的，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转借、出租、转让和买卖经营许可证的，没收持证单位的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二）批发、零售、传播、出租非法出版物和刊载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由指定单位经营的书报刊和内部发行的书报刊违反规定发行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四）违反进口书报刊管理规定和境外书报刊入境印制管理规定，批发、零售、传播、出租境外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五）违反书刊展销管理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六）书报刊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向无经营许可证单位和个人购进或批发书报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同时又侵犯著作权的，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著作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一并查处。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构成违反有关治安管理法规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和海关管理的法律、法规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海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负责本条例监督管理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书报刊经营活动，违者和在实施本条例中有违纪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省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有关条文的决定》已由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1997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1、将第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无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违法经营的，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转借、出租、转让和买卖经营许可证的，没收持证单位的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2、将第十八条第（二）项修改为“批发、零售、传播、出租非法出版物和刊载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将第十八条第（六）项并入第（四）项成为一项，合并后的第（四）项修改为“违反进口书报刊管理规定和境外书报刊入境印制管理规定，批发、零售、传播、出租境外出版物的，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经营许可证。”
4、将第十八条第（七）项调整修改为“书报刊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向无经营许可证单位和个人购进或批发书报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修改后的第（七）项成为第（六）项。
5、将第十八条第二款“同时违反多项规定的可合并处罚。违反一项规定涉及多项处罚的按其性质最严重的予以处罚”删去。
6、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进行修正，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声》杂志上重新公布。
1994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