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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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保监厅发〔2009〕29号
各保监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各保险公司：
为做好首个“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促进全社会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现将国家减灾委员会来电《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做好“防灾救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减电〔2009〕1号）转发给你们，并就保险业“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活动方案，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组织的有关防灾减灾活动，并认真组织本单位开展“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
二、各单位要认真开展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2009年5月7日至13日期间，一要组织本单位开展一次安全大检查活动，严格执行消防等治安管理规定，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及时整改并完善应急预案。二要组织本单位开展喜闻乐见的防灾减灾活动，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和互救技能。三要组织集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利用张贴海报标语、举办专题展览、开设网站专栏专题、开展街头咨询等有效形式，面向保险从业人员，面向广大群众，全方位、多角度做好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四要以“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为契机，结合保险业务特点，组织开展保险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功能宣传，以及保险在防灾减灾方面的业务研讨，进一步丰富保险产品，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五要以“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为契机，结合新保险法的公布实施，做好新保险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三、各单位要把此次活动中表现出来得好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制度化、经常化，建立起保险机构、保险产品、保险知识宣传普及的长效机制。“防灾减灾日”活动结束后，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本地区、本单位的活动经验和成效，形成书面报告于5月30日前报保监会办公厅。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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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国宪法适用问题的探析
(作者:丛彦国)
摘要：研究宪法适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有关这一理论有了较快发展，但这一理论的发展却伴随着一些障碍。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障碍，并针对这些障碍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键字：可适用性 协调 条件
宪法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加以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也是现代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长期以来，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不可能请求国家机关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再加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所以，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1]，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一种虚置性的权利，不具有实质性的人权保护的意义。可是，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跳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直接引用宪法，实际上是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护宪法权利方面的立法存在问题的事实。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行为不能直接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就我国宪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辨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的法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者们主要针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点上。
笔者认为，宪法具有直接可适用性，我国宪法总则最后一段写着，“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这里，要注意宪法的这一段中的几个关键的地方。
首先，该条指出，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很明显，宪法中所指的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是指宪法的形式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形式相同，其内容是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的。不管怎样，既然具有“法律的形式”，就必然具有法律规范的要素。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有三个要素：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必须指出，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不一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而可能有某个要素存在于法律规范以外的规范之中[2]。因此，以宪法缺乏制裁性条款而否认宪法的可适用性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宪法存在的“法律的形式”，使宪法获得了司法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与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宪法实际上已规定了宪法自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很明显，宪法第126条中的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应理解为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应被理解为广义的法律概念。就我国的司法现状而言，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作为依据的，例如《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因此，宪法第126条对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规定是广义的，宪法既然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就当然应当适用该条款，获得司法适用的效力。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最高的”这个定语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对法律效力的“直接适用”的否定。相反，既然是最高的法律效力，则我国所有纳入法制的权力，或者说有合法性依据的权力，都应当是低于宪法的。这一点，在该段随后的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宪法紧接着写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任何机关的任何权力都是低于宪法的，是由宪法所赋予的。任何超越宪法的权力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宪法的这一段的规定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宪法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可适用性，同时这种适用又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性。
最后，该段的最后一句写道，“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句表明，贯彻与实施宪法的主体是广泛的，方法是多样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只是“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已。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权）和第67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权）的规定不应具有排他性，否则与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话前后矛盾。因此，直接适用宪法是法院“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合理的、恰当的手段，而且，应该看到，这甚至是宪法规定的一项“职责”。可以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那两个批复意在否定宪法在司法过程中能被直接适用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不合理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接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隐含的”宪法权力。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嫌违反宪法的案件时，可以完全没有宪法障碍地直接适用宪法。当然，对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来适用宪法并没有宪法上的限制。无论是通过判决，还是通过司法解释、批复，甚至可能是包括对下级法院进行指导等方式，都可以适用宪法，甚至可以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应当”适用宪法，因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应当是最高法院时刻不忘的一项神圣的“职责”。
这样看来，齐案的批复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自己创造出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唤醒了宪法中本来就已“隐含”着的权力。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
在讨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方面之前，有必要先理清有关宪法实施的几个概念。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非常混乱，如宪法监督常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宪法监督的内涵与外延混乱不堪[3]。由于长期以来对以上的一些概念没有准确、统一的界定，使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建设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准确地理解、区分有关概念，或者说在一些概念上形成共识，对建立什么样的宪法机制至关重要。
造成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混乱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宪政制度的引进上，由于宪政制度是国外的产物，翻译不同国家的这一制度会有不同的表达，又由于这些不同的词在汉语中有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蔡定剑在其《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实行之道》一文中把构成宪法实施的一套制度分成三个层面的概念[4]。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的概念是宪法保障和宪法实施。
宪法保障是为实施宪法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宪法保障制度是一种非常广泛保证宪法得以实施的各种制度和技术。
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点、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的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
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差不多，只是侧重点不同，它们的核心部分都是违宪审查制度。
第二，在中观层面的概念是宪法监督和宪法适用。
宪法监督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保障宪法实施的概念，是通过违宪审查、合宪审查、宪法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
宪法适用是指宪法条文被专门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机关用来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过程。宪法适用这一概念在由司法机关作司法审查或宪法诉讼时适用，也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最主要的方面。宪法的适用与宪法的解释不可分，适用宪法的过程就是解释宪法的过程。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或宪法实施操作层面上的概念是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
违宪审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对违宪立法、行政行为申诉的裁决。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对自己宪法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向法院（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内容。
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和相互包涵，但又不等同。有时宪法诉讼的目的是提起违宪审查，这时二者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称呼和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引起违宪审查的原因，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的结果。而有时公民提起宪法请求并不是要审查法律或政府行为的和宪性，而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侵权的不是立法或政府行为，而是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从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角度看，宪法诉讼引起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决定某项被第三人侵犯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要受宪法保护，或者权衡两相冲突的宪法权利优先保护谁。这时两个概念内容就不同，宪法诉讼就是一种引用宪法为保护宪法中的私权的诉讼。这种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的诉讼就完全是宪法私法化诉讼，而不是违宪审查。
所以，人民法院管辖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完全与违宪审查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和不同的内容，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相矛盾的，也是弥补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缺乏法律救济渠道不足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依照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宪法监督的程序处理，对于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定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给予法律救济，而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则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如果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在现行的宪法制度下，此类违法宪法的行为就无法获得法律救济。但是，如果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得到认可，那么，这一问题将会得到合理解决。
三、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的条件
应当指出，在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应认为，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的。这个条件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原则审判具体的案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判案件。
首先，如果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个人提供的保护强度，与宪法基本权利原则规定对个人提供保护的强度相当，则遵循“适用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适用法律的机关在面临宪法、法律这两种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得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可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这是由于宪法在涉及有关个人基本权利方面的法律保障时，明确地规定了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范围，法律根据宪法的原则，具体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法律成为判断基本权利受国家保障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只要争议的法律问题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法官就应适用该法律来审判，若“舍近求远”，不顾内容较具体的法律，直接援引内容较抽象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反而违宪，因为此举显然忽略了立法者负有宪法所委托的把基本权利加以具体化、细节化与现实化的合宪任务。只有争议案件并没有任何普通法律加以规范，或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争议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也就只有在面临这种“判断紧急状态”时，法官才能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或其他相关宪法规定审判[5]。
其次，如果个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而法律对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作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保护性的规定，对被侵害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6]。
笔者认为，宪法第33条到50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经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予法律救济；法律没有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的，不能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保护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原则给予法律上的救济。例如，在男女平等权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将不能直接地援引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判断被告的行为违法，也不能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的原则，来保护原告主张的因男女平等权受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权利的损害。所以采用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权利原则，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从而使原告基于男女平等权被侵犯导致的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侵犯得以救济。
再次，如果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既符合民事法律禁止规定的构成要件，也符合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即对某一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的规定进行保护，而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在1993年杨淑华诉双阳县奢岭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证侵犯其人身权利案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发离婚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但是，原告直接根据被告违反婚姻法的规定或者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主张其婚姻自由权受到侵害，达不到根据宪法基本权利即婚姻自由权的规定保护的程度，受案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地援引婚姻法的规定，保护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也不能直接地援引行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的主张，而是根据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的理由受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规定进行裁判。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宪法的适用制度是最有效的维护宪法权威的制度，也是实现宪政的制度基础。宪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宪法领导下的法制，从理论层面来说，宪法处于一国法律体系的顶端，但如果其得不到真正的适用，那么，再“高”的宪法也是没用的。进行宪法适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由审理个案而引发的违宪审查制度，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公民权利。实行宪法诉讼，建立全面、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次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确立宪法适用制度是势在必行的，并且由宪法诉讼作为突破口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日。
[2] 周永坤、范忠信：《法理学——市场经济下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页。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繁荣和发展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出版事业必须坚持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播和积累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出版活动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省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全省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市（行署）、县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未设出版行政部门的地方，由文化行政部门行使出版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
铁路、森工、农垦系统管理出版工作的机构，在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下负责本系统出版活动的管理工作。
各级文化、教育、工商、公安、邮电、铁路、交通、民航、海关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相互配合，监督管理有关的出版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出版工作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事业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和宏观调控工作，指导、协调出版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全省性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出版单位的管理
第七条 出版物应当由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法人设立的报纸编辑部、期刊编辑部视为出版单位。出版单位对其出版的出版物负责。
第八条 设立出版单位，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由其主办单位向省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到省出版行政部门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九条 出版单位应当有确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主管、主办单位负责领导和监督所属出版单位依法从事出版活动，保证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十条 出版单位应当在国家和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出版活动。
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出版选题，应当报送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
出版单位的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并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或主管单位、业务范围，合并或分立，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改变报纸、期刊名称、刊期的，应当按照设立出版单位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出版单位变更地址、主要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报纸或期刊变更开版或开本的，应当经主办及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省出版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出版单位发行其出版物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送交样本。
第十三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不得出售或转让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并不得出租、出借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刊号。
第十四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应当接受出版行政部门的年检，未接受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由出版行政部门给予暂缓登记或吊销许可证。
第三章 出版物的出版
第十五条 从事出版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保证出版物的内容符合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的；
（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七条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色情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第十八条 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编审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购买或租借许可证、书号、刊号和版号，并参与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第二十一条 出版物刊登的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健康、科学、准确，符合广告法律、法规的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刊登非法、虚假广告，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刊登广告，不得擅自更改广告审批机关审核的广告内容。
广告专版、专刊、专页、专栏应当有明显的广告标识。
第二十二条 出版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或组织、编辑、印发稿件，不得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和收受审稿、编辑、印发等费用。
出版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财物。
第二十三条 中小学教材由国家或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组织审定，由省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承担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二十四条 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物价法规和政策，不得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章 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
第二十五条 设立出版物印刷企业，应当向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印制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印刷企业变更原登记内容，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印刷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印出版单位委托印制的图书、报纸、期刊，应当查验图书、期刊印制委托书、报纸登记证；
（二）承印出版单位委托印制期刊的增刊，除查验印制委托书外，还应当查验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准印证；
（三）承印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宣传品等，应当查验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批准文件；
（四）承印图书、报纸、期刊的单位，不得将纸型、印版、底片等租借或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加印和销售，不得自编、自印和自销。
第二十七条 印刷企业承印非出版单位委托印制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查验并收存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一次性准印证。
第二十八条 省外的出版物在本省印制，应当持委托单位所在地省级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准印证，到定点印刷企业印制。
出省印制的出版物，应当持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经受委托地省级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准印证，到该省定点印刷企业印制。
第二十九条 承印境外出版物，应当查验有关著作权的合法证明文件和本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印制的出版物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销售。
第三十条 设立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企业，应当由其主管单位向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复制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一条 从事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制出版单位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查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
（二）承制省内内部资料性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省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三）不得将出版单位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母带、模版出售或转让；
（四）不得盗制、擅自翻录和发行。
第三十二条 印刷或复制单位，不得印刷或复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版物：
（一）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
（二）非法进口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报纸、期刊名称的；
（四）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
（五）中小学教材未经国家或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
（六）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第五章 出版物的发行
第三十三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总发行业务的单位，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出版社、报社、期刊社自办发行，中、省直出版单位应当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其他出版单位经市（行署）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批，领取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书报刊自办发行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四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应当经市（行署）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二级批发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零售、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出版行政部门或文化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核批准，领取由省出版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享有总发行权的经营单位可兼营批发及零售、出租、邮购业务。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从事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可兼营零售、出租业务。出版物零售、出租店（摊）不得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
第三十七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国家批准的正式渠道进货，所经营的出版物应当是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经营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图书、期刊批发单位应当进入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批发市场集中经营，不得在批发市场以外从事批发业务。
批发单位应当按照批发前送审的规定，将图书、期刊样本报送所在地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
第三十九条 举办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展览、展销、订货会等活动，在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前，应当报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 国家指定的发行单位可以经营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出版单位可以经营本出版单位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但均不得公开陈列和宣传。其他发行单位不得经营内部发行的各类出版物。
第四十一条 出版单位委托发行单位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应当实行统一的图书、报纸、期刊征订发行委托书制度。凡未提供委托书或委托书未按规定填写，并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均不得承发。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出版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及电子出版物。
任何单位不得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和摊派各类出版物。
第四十三条 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对涉嫌非法出版活动必须立即予以制止的，可以对行为人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财物采取暂扣、封存等措施，并应当于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四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歇业、转业、变更原登记事项时，应当按照设立时的审批程序办理批准手续。
第四十五条 对音像制品批发、零售、放映、出租活动的监督管理，按照《黑龙江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邮政企业发行报纸、期刊，依照邮政法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保障与奖励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非法干扰、阻止和破坏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出版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增加财政投入，合理使用文化事业建设费，鼓励社会力量资助出版事业，建立和发展出版专项资金，扶持优秀、重点出版物的出版。
第四十八条 制定扶持农村出版物发行的优惠政策，加快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扩大农村出版物的发行量。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出版单位应当保证按时出版。
第五十条 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单位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鼓励、支持、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检举、揭发违法行为有功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发展、繁荣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的主管或主办单位不履行职责，致使出版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由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活动的，由有审批权的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二）明知他人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而向其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四）印刷或复制、发行明知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第五十六条 盗印、盗制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
购买、租借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出版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参与出版活动，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侵犯其他出版单位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
（一）印刷或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复制合法手续而印刷或复制出版物的；
（二）印刷企业印制无准印证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公开发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
（三）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小学教材的；
（四）印刷或复制单位租借、转让出版物纸型、印版、底片、母带、模版的；
（五）发行单位和个人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的；
（六）发行单位未经批准发行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的；
（七）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不从正式发行渠道进货或经营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
（八）未经批准，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
第六十条 出版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出版工作者利用职务之便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收受财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摊派出版物的，由省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出版物刊登非法、虚假、变相广告的，由出版行政部门和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协同广告审查机关提出查处意见，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三条 凡部门和单位违反本条例受到罚款处罚，应当追究个人责任的，对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五条 出版行政部门和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由省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86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16日
(作者:丛彦国)
摘要：研究宪法适用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有关这一理论有了较快发展，但这一理论的发展却伴随着一些障碍。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中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了我国这一理论存在的障碍，并针对这些障碍对我国有关宪法适用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
关键字：可适用性 协调 条件
宪法权利通过司法途径加以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制度，也是现代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我国，由于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4年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限制了人民法院引用宪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长期以来，保障宪法权利被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过问。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导致了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除了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外，公民个人不可能请求国家机关来直接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再加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关来处理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案件，所以，至少在8•13批复出台之前[1]，宪法权利在我国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一种虚置性的权利，不具有实质性的人权保护的意义。可是，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跳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直接引用宪法，实际上是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护宪法权利方面的立法存在问题的事实。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行为不能直接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就我国宪法适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一种清晰、合理的宪法适用制度的真正建立。
一、宪法的可适用性辨析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院请示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作出了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批复直接适用了我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的法学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学者们对该案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者们主要针对宪法是否具有直接可适用性这一点上。
笔者认为，宪法具有直接可适用性，我国宪法总则最后一段写着，“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在这里，要注意宪法的这一段中的几个关键的地方。
首先，该条指出，宪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很明显，宪法中所指的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是指宪法的形式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形式相同，其内容是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的。不管怎样，既然具有“法律的形式”，就必然具有法律规范的要素。通常我们认为法律规范有三个要素：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必须指出，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不一定在一个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而可能有某个要素存在于法律规范以外的规范之中[2]。因此，以宪法缺乏制裁性条款而否认宪法的可适用性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宪法存在的“法律的形式”，使宪法获得了司法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我们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与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宪法实际上已规定了宪法自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很明显，宪法第126条中的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应理解为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应被理解为广义的法律概念。就我国的司法现状而言，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作为依据的，例如《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因此，宪法第126条对人民法院审判依据的规定是广义的，宪法既然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就当然应当适用该条款，获得司法适用的效力。
其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最高的”这个定语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对法律效力的“直接适用”的否定。相反，既然是最高的法律效力，则我国所有纳入法制的权力，或者说有合法性依据的权力，都应当是低于宪法的。这一点，在该段随后的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宪法紧接着写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任何机关的任何权力都是低于宪法的，是由宪法所赋予的。任何超越宪法的权力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宪法的这一段的规定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宪法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可适用性，同时这种适用又具有超越一切的权威性。
最后，该段的最后一句写道，“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该句表明，贯彻与实施宪法的主体是广泛的，方法是多样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只是“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已。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监督权）和第67条（授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权）的规定不应具有排他性，否则与宪法序言的最后一句话前后矛盾。因此，直接适用宪法是法院“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种合理的、恰当的手段，而且，应该看到，这甚至是宪法规定的一项“职责”。可以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那两个批复意在否定宪法在司法过程中能被直接适用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不合理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直接适用宪法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隐含的”宪法权力。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嫌违反宪法的案件时，可以完全没有宪法障碍地直接适用宪法。当然，对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来适用宪法并没有宪法上的限制。无论是通过判决，还是通过司法解释、批复，甚至可能是包括对下级法院进行指导等方式，都可以适用宪法，甚至可以说，在必要的时候是“应当”适用宪法，因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应当是最高法院时刻不忘的一项神圣的“职责”。
这样看来，齐案的批复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为自己创造出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唤醒了宪法中本来就已“隐含”着的权力。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
在讨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方面之前，有必要先理清有关宪法实施的几个概念。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非常混乱，如宪法监督常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宪法解释等概念交替使用，使宪法监督的内涵与外延混乱不堪[3]。由于长期以来对以上的一些概念没有准确、统一的界定，使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建设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准确地理解、区分有关概念，或者说在一些概念上形成共识，对建立什么样的宪法机制至关重要。
造成宪法实施的有关概念混乱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宪政制度的引进上，由于宪政制度是国外的产物，翻译不同国家的这一制度会有不同的表达，又由于这些不同的词在汉语中有不同的含义，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蔡定剑在其《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实行之道》一文中把构成宪法实施的一套制度分成三个层面的概念[4]。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的概念是宪法保障和宪法实施。
宪法保障是为实施宪法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宪法保障制度是一种非常广泛保证宪法得以实施的各种制度和技术。
宪法实施是相对于宪法制定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点、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的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
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差不多，只是侧重点不同，它们的核心部分都是违宪审查制度。
第二，在中观层面的概念是宪法监督和宪法适用。
宪法监督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保障宪法实施的概念，是通过违宪审查、合宪审查、宪法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
宪法适用是指宪法条文被专门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机关用来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过程。宪法适用这一概念在由司法机关作司法审查或宪法诉讼时适用，也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最主要的方面。宪法的适用与宪法的解释不可分，适用宪法的过程就是解释宪法的过程。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或宪法实施操作层面上的概念是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和宪法诉讼。
违宪审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对违宪立法、行政行为申诉的裁决。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对自己宪法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向法院（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中最主要和核心的内容。
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和相互包涵，但又不等同。有时宪法诉讼的目的是提起违宪审查，这时二者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称呼和两个方面，宪法诉讼是引起违宪审查的原因，违宪审查是宪法诉讼的结果。而有时公民提起宪法请求并不是要审查法律或政府行为的和宪性，而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侵权的不是立法或政府行为，而是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从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角度看，宪法诉讼引起的司法审查仅仅是决定某项被第三人侵犯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要受宪法保护，或者权衡两相冲突的宪法权利优先保护谁。这时两个概念内容就不同，宪法诉讼就是一种引用宪法为保护宪法中的私权的诉讼。这种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的诉讼就完全是宪法私法化诉讼，而不是违宪审查。
所以，人民法院管辖侵犯基本权利的案件，完全与违宪审查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和不同的内容，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相矛盾的，也是弥补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缺乏法律救济渠道不足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依照违宪审查制度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宪法监督的程序处理，对于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定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给予法律救济，而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则只能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如果对私人侵害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不能够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寻求法律救济，在现行的宪法制度下，此类违法宪法的行为就无法获得法律救济。但是，如果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协调性得到认可，那么，这一问题将会得到合理解决。
三、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的条件
应当指出，在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应当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应认为，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理案件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的。这个条件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原则审判具体的案件，在必要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审判案件。
首先，如果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个人提供的保护强度，与宪法基本权利原则规定对个人提供保护的强度相当，则遵循“适用优先原则”。
也就是说，适用法律的机关在面临宪法、法律这两种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得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只有在缺乏适当的低位阶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时，才可适用宪法规范裁判具体的个案。这是由于宪法在涉及有关个人基本权利方面的法律保障时，明确地规定了个人享有基本权利的范围，法律根据宪法的原则，具体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法律成为判断基本权利受国家保障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只要争议的法律问题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法官就应适用该法律来审判，若“舍近求远”，不顾内容较具体的法律，直接援引内容较抽象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反而违宪，因为此举显然忽略了立法者负有宪法所委托的把基本权利加以具体化、细节化与现实化的合宪任务。只有争议案件并没有任何普通法律加以规范，或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争议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也就只有在面临这种“判断紧急状态”时，法官才能直接适用基本权利或其他相关宪法规定审判[5]。
其次，如果个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属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的范围，而法律对此类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作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保护性的规定，对被侵害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人民法院在“当某一类具体的社会关系已有宪法规定，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时，不能因为没有具体立法而拒绝处理，而应当适用宪法的原则作出裁决”[6]。
笔者认为，宪法第33条到50条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都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经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予法律救济；法律没有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作出明确规定的，不能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保护受侵害的基本权利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原则给予法律上的救济。例如，在男女平等权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将不能直接地援引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判断被告的行为违法，也不能根据民事法律规定的原则，来保护原告主张的因男女平等权受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权利的损害。所以采用宪法男女平等原则的基本权利原则，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从而使原告基于男女平等权被侵犯导致的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侵犯得以救济。
再次，如果侵害个人权利的行为既符合民事法律禁止规定的构成要件，也符合行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即对某一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的规定进行保护，而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基本权利的规定进行审判。
在1993年杨淑华诉双阳县奢岭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证侵犯其人身权利案中，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发离婚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但是，原告直接根据被告违反婚姻法的规定或者违反了行政法的规定，主张其婚姻自由权受到侵害，达不到根据宪法基本权利即婚姻自由权的规定保护的程度，受案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地援引婚姻法的规定，保护原告的婚姻自由权，也不能直接地援引行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的主张，而是根据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的理由受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规定进行裁判。
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宪法的适用制度是最有效的维护宪法权威的制度，也是实现宪政的制度基础。宪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宪法领导下的法制，从理论层面来说，宪法处于一国法律体系的顶端，但如果其得不到真正的适用，那么，再“高”的宪法也是没用的。进行宪法适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由审理个案而引发的违宪审查制度，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公民权利。实行宪法诉讼，建立全面、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实现宪政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深层次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确立宪法适用制度是势在必行的，并且由宪法诉讼作为突破口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3日。
[2] 周永坤、范忠信：《法理学——市场经济下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页。
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繁荣和发展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出版事业必须坚持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传播和积累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出版活动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省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全省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市（行署）、县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未设出版行政部门的地方，由文化行政部门行使出版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
铁路、森工、农垦系统管理出版工作的机构，在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监督下负责本系统出版活动的管理工作。
各级文化、教育、工商、公安、邮电、铁路、交通、民航、海关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相互配合，监督管理有关的出版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出版工作的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事业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和宏观调控工作，指导、协调出版事业的发展。
第六条 全省性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出版单位的管理
第七条 出版物应当由报社、期刊社、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法人设立的报纸编辑部、期刊编辑部视为出版单位。出版单位对其出版的出版物负责。
第八条 设立出版单位，应当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由其主办单位向省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审批，到省出版行政部门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九条 出版单位应当有确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主管、主办单位负责领导和监督所属出版单位依法从事出版活动，保证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十条 出版单位应当在国家和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出版活动。
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电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出版选题，应当报送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
出版单位的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并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或主管单位、业务范围，合并或分立，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改变报纸、期刊名称、刊期的，应当按照设立出版单位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出版单位变更地址、主要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报纸或期刊变更开版或开本的，应当经主办及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省出版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出版单位发行其出版物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和单位送交样本。
第十三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不得出售或转让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并不得出租、出借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刊号。
第十四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应当接受出版行政部门的年检，未接受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由出版行政部门给予暂缓登记或吊销许可证。
第三章 出版物的出版
第十五条 从事出版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保证出版物的内容符合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分裂，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泄露国家秘密的；
（六）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危害社会公德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十七条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色情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第十八条 出版物的内容不真实或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其出版单位应当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编审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保证出版物的质量。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购买或租借许可证、书号、刊号和版号，并参与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
第二十一条 出版物刊登的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健康、科学、准确，符合广告法律、法规的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刊登非法、虚假广告，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刊登广告，不得擅自更改广告审批机关审核的广告内容。
广告专版、专刊、专页、专栏应当有明显的广告标识。
第二十二条 出版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或组织、编辑、印发稿件，不得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和收受审稿、编辑、印发等费用。
出版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财物。
第二十三条 中小学教材由国家或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组织审定，由省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承担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二十四条 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物价法规和政策，不得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章 出版物的印刷或复制
第二十五条 设立出版物印刷企业，应当向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印制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印刷企业变更原登记内容，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印刷经营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印出版单位委托印制的图书、报纸、期刊，应当查验图书、期刊印制委托书、报纸登记证；
（二）承印出版单位委托印制期刊的增刊，除查验印制委托书外，还应当查验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准印证；
（三）承印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装帧封面、宣传品等，应当查验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批准文件；
（四）承印图书、报纸、期刊的单位，不得将纸型、印版、底片等租借或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加印和销售，不得自编、自印和自销。
第二十七条 印刷企业承印非出版单位委托印制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查验并收存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一次性准印证。
第二十八条 省外的出版物在本省印制，应当持委托单位所在地省级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准印证，到定点印刷企业印制。
出省印制的出版物，应当持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经受委托地省级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准印证，到该省定点印刷企业印制。
第二十九条 承印境外出版物，应当查验有关著作权的合法证明文件和本省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文件。印制的出版物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销售。
第三十条 设立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企业，应当由其主管单位向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申请，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复制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一条 从事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承制出版单位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查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
（二）承制省内内部资料性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省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三）不得将出版单位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母带、模版出售或转让；
（四）不得盗制、擅自翻录和发行。
第三十二条 印刷或复制单位，不得印刷或复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版物：
（一）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
（二）非法进口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报纸、期刊名称的；
（四）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
（五）中小学教材未经国家或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
（六）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第五章 出版物的发行
第三十三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总发行业务的单位，应当经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出版社、报社、期刊社自办发行，中、省直出版单位应当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其他出版单位经市（行署）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审批，领取省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书报刊自办发行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四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应当经市（行署）出版行政部门审核，报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领取二级批发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从事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零售、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出版行政部门或文化行政部门申请，经审核批准，领取由省出版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经营许可证后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享有总发行权的经营单位可兼营批发及零售、出租、邮购业务。经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从事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可兼营零售、出租业务。出版物零售、出租店（摊）不得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
第三十七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国家批准的正式渠道进货，所经营的出版物应当是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经营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图书、期刊批发单位应当进入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批发市场集中经营，不得在批发市场以外从事批发业务。
批发单位应当按照批发前送审的规定，将图书、期刊样本报送所在地市（行署）级以上出版行政部门。
第三十九条 举办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展览、展销、订货会等活动，在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前，应当报省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 国家指定的发行单位可以经营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出版单位可以经营本出版单位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但均不得公开陈列和宣传。其他发行单位不得经营内部发行的各类出版物。
第四十一条 出版单位委托发行单位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应当实行统一的图书、报纸、期刊征订发行委托书制度。凡未提供委托书或委托书未按规定填写，并报省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均不得承发。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出版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及电子出版物。
任何单位不得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和摊派各类出版物。
第四十三条 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对涉嫌非法出版活动必须立即予以制止的，可以对行为人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财物采取暂扣、封存等措施，并应当于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四条 出版物发行单位歇业、转业、变更原登记事项时，应当按照设立时的审批程序办理批准手续。
第四十五条 对音像制品批发、零售、放映、出租活动的监督管理，按照《黑龙江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邮政企业发行报纸、期刊，依照邮政法的规定办理。
第六章 保障与奖励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非法干扰、阻止和破坏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出版事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增加财政投入，合理使用文化事业建设费，鼓励社会力量资助出版事业，建立和发展出版专项资金，扶持优秀、重点出版物的出版。
第四十八条 制定扶持农村出版物发行的优惠政策，加快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扩大农村出版物的发行量。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出版单位应当保证按时出版。
第五十条 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单位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鼓励、支持、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检举、揭发违法行为有功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发展、繁荣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单位的主管或主办单位不履行职责，致使出版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由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活动的，由有审批权的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专用工具、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二）明知他人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而向其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版号的；
（三）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四）印刷或复制、发行明知含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的。
第五十六条 盗印、盗制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出售、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
购买、租借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出版单位的许可证、名称、书号、刊号和版号，参与出版活动，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侵犯其他出版单位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
（一）印刷或复制单位未取得印刷或复制合法手续而印刷或复制出版物的；
（二）印刷企业印制无准印证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非出版单位公开发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
（三）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未经依法审定的中小学教材的；
（四）印刷或复制单位租借、转让出版物纸型、印版、底片、母带、模版的；
（五）发行单位和个人发行未署出版单位名称的出版物的；
（六）发行单位未经批准发行内部发行的出版物的；
（七）出版物发行单位和个人不从正式发行渠道进货或经营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
（八）未经批准，征订发行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的。
第六十条 出版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出版工作者利用职务之便向报道对象和供稿者索取收受财物的，由出版行政部门或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摊派出版物的，由省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从事出版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六十二条 出版物刊登非法、虚假、变相广告的，由出版行政部门和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协同广告审查机关提出查处意见，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十三条 凡部门和单位违反本条例受到罚款处罚，应当追究个人责任的，对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五条 出版行政部门和管理出版工作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由省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1986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黑龙江省出版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