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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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黔东南府发〔2006〕41号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州级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凯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州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黔东南州州级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黔东南州州级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代理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州政府投资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从严控制建设规模和投资概算，保证工程投资效益和工程质量，根据《贵州省省级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代理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代理建设管理（以下简称代建），是由专业化的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机构（以下简称代建机构）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进行专业化建设管理的一种方式。
　　以下州非经营性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原则上均应实行代建：
　　1、投资100万元以上且财政性资金投入（含部门预算外资金）占总投资50%以上或州、县、市共同投资100万元以上且州级投资占50%以上项目；
　　2、投资100万元以上使用地方政府向国内外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项目；
　　3、中央和省专项资金投入州级的非经营性工程项目，除业主或上级主管部门有特殊要求外，原则上均应实行代建。
　　第三条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代建机构由州人民政府委托或通过招投标程序确定。代建机构应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具有与代建项目相适应的专业水平、管理能力、财务能力等代理项目管理的能力。
　　第四条 实行代建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由发展改革部门在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下达项目计划时予以明确。
　　第五条 实行代建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其建设单位（指项目建成后的使用单位或管理单位）在代建期间是被代理人，主要职责是：负责提供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文件，落实土地、建设资金等建设条件，办理建设、环保、消防等各项手续及拆迁工作，提供建设投资计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等。代建机构是代理人，接受建设单位委托，在代建期间行使建设单位委托范围内的项目建设管理职能，接受委托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文件和建设投资计划的要求，组织完成工程建设。
　　第六条 代建机构的工作职责是：主要负责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依法对项目代理阶段的工程建设组织招标投标，并对中标单位进行监督；负责项目资金的核拨审查，按批准概算严格控制工程总投资；负责对项目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确保项目符合设计要求；负责对项目建设进度进行监督，确保项目按期交付使用；每月向项目审批部门书面报告工程进度，并抄报建设局等相关业务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的单项交工验收和项目的初步验收，并按国家和省、州有关规定程序组织接受正式验收；按规定向有关监管部门备案，并接受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
　　在代建期间，代建机构履行代建合同赋予的建设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负责建设项目各项资料的收集、保管工作，及时向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提供建设项目的有关资料，以满足管理及监督的需要。
　　第七条 切实加强对代建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发展改革部门负责项目计划实施的监督管理，依法对重大项目实施稽查；财政部门负责项目资金拨付，并对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管理，对代建机构编制的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实施评审和审批；建设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建设行政管理；审计部门负责依法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概预算的执行情况和竣工决算进行审计监督；行政监察机关负责依法对代建工作涉及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实施行政监察；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实施或参与监督管理。
　　第八条 实行代建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一般从工程初步设计和概算获准批复后开始实行代建，到竣工验收后结束。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和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代建机构也可在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概算阶段实行代建。
　　代建机构从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概算阶段进行代建，应代建设单位承担办理建设、环保、消防等各项手续及拆迁工作。建设单位应积极协助。
　　第九条 从项目实施代建之日起至竣工之日止，代建机构全权负责代建项目的建设管理，负责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及投资控制，项目建设单位将项目所有前期资料交代建机构。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各参建方必须服从代建机构的统一协调和管理。
　　第十条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代建实行合同管理制。代建机构确定后，建设单位应按我省制订的代建合同示范文本和相关法律的要求，与代建机构签订项目委托代建合同，明确代建项目的范围、代建形式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在初步设计和概算批复之前实行代建的，在初步设计和概算批准后，应就投资包干额等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合同。代建合同（含补充合同）应报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州建设局、州国土资源局、州政府法制办备案。
　　代建机构必须按照代建项目的立项、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文件的要求，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及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严格执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节约投资，安全生产，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代建机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接受代建委托的，建设单位应负责提出建设规模和功能设计要求。在投资得到切实控制的前提下，代建机构应使项目在功能方面最大限度满足使用单位的需要。
　　第十一条 代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必须实行公开招标。主要设备、材料应当实行政府采购的，必须进行政府采购。不得肢解发包工程；不得将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或假招标；不得向承包人指定分包单位或供货单位。
　　第十二条 严格按照合同及批准的概算实施投资控制，对项目实行限额设计。施工图预算不得超过经批准的工程概算。
　　施工图设计必须按审批文件要求的建设规模、内容、概算进一步细化、优化。施工图设计文件深度不够、不符合项目审批文件要求或工程预算超过经批准的概算的，代建机构应督促设计单位完善或修改设计。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期间，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超概算（超过风险系数所包含内容），经代建机构审核无误后，由建设单位按程序报州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1、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
　　2、国家政策或计划有重大调整的；
　　3、重大设计变更、原设计漏缺项目需增加投资较大的；
　　4、勘察结果与实际地质状况出现重大偏差的。
　　第十四条 代建项目的工程款、材料设备款及其他费用由财政部门根据州财政局、人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州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资金支付暂行办法〉的通知》（州财库〔2004〕10号）要求，依据代建机构审核结果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代建机构要定期向州财政、州审计部门报送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自觉接受州财政、州审计部门的监督。代建项目总投资中的非财政性资金，应上缴州财政部门，由州财政部门统一拨付。
　　代建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项目资金管理相关工作，建立项目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按照经批准的概预算建设内容，做好账务设置和财务管理，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按工程进度提出拨款计划；提出年度投资计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负责组织编制工程年度财务决算、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并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代建业务费从建设单位管理费中列支，建设单位管理费以项目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为基数，按《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号）的规定计算。代建机构在工程初步设计和概算获准批复后接受代建委托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的30%用于建设单位项目前期工作，70%用于代建机构代建管理费；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接受代建委托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的10%用于建设单位项目前期工作经费，90%用于代建机构代建管理费。代建业务费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派人参与项目的设计审核和工程验收工作，并按照代建合同对项目进行监督。在代建过程中涉及建筑物特殊使用要求的，代建机构应会同建设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对项目进行现场指导，建设单位应予以积极配合。
　　建设单位不得擅自要求代建机构改变建设规模，提高或降低标准，不得要求代建机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基本建设程序从事工程建设活动。
　　建设单位不能完全履行代建合同中约定的责任与义务，造成工期延误或不能通过竣工验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法规责任和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代建机构不得执行建设单位擅自更改的变更设计。非代建机构原因造成的设计漏缺项，代建机构不承担责任。
　　代建机构擅自要求变更设计，造成的工期延长、超概、质量达不到要求，代建机构应承担法律法规追究的责任，代建合同约定的经济责任。同时给予代建机构责任人相应的经济处罚。造成的损失，由代建机构承担。
　　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工程质量、工期进度因代建机构管理自身原因达不到代建合同约定的，建设单位经项目审批部门同意后，可中止执行代建合同。代建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代建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在责任界定存在争议时，由州发改委、州建设局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裁定。需给予监察对象政纪处分的，由州监察局按照《行政监察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项目建成后，经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并经审计、财政部门评审后投资有节约的，代建机构可按国家规定参与分成。投资节余的70%按投资比例归还投资方，30%奖励给代建机构（其中40%以内用于代建机构管理费等开支，60%缴存财政专户用于建立代建机构风险基金）或按合同约定执行；建设单位自筹资金节余部分分成办法，由建设单位与代建机构在委托代建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实行竣工决算审计制度。工程项目必须经审计部门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后方可进行竣工验收。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建设完工后，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及代建合同的约定，报财政部门对工程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查，财政部门审查结束30日内，申请竣工决算审计并办理竣工验收。验收合格的，由代建机构与建设单位共同办理财产交付使用手续。
　　第二十条 在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内，代建机构及其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因使用单位责任造成的质量问题除外。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自2006年12月31日起施行。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